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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生明

第一屆全國檢察業務專家，曾任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等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也可稱普通犯罪檢察廳)廳長。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類涉疫刑事案件涌現。據最高檢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2-4月，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人數為2521人，是非典時期的7倍之多。

疫情期間辦理的刑事案件應遵循怎樣的司法政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如何適用？南都就此專訪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

苗生明稱，今年4月份，超八成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檢察機關對涉疫普通刑事案件特別是輕微刑事案件，積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力度。

疫情下哪些案件適用從寬？

“對涉疫普通刑案加大適用力度”

南都：疫情期間，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情況如何？

苗生明：今年一季度，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的案件數達到同期辦結數的76.1%，4月份單月適用率超過80%。2-4月，檢察機關起訴涉疫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件數、人數超過一半以上，分別為56.53%和54.66%。

在疫情防控期間，不可避免會給偵查取證、確保辦案質效帶來一定的影響。對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可對其酌情提出比正常狀態下更大從寬幅度的量刑建議。

當然，我們也強調要注意區別對待，對于暴力傷醫、利用疫情制假售假、借機詐騙等危害嚴重、主觀惡性大、影響惡劣的案件，必須體現依法從嚴從重懲處的精神。

在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同時，對于企業人員涉嫌犯罪的，檢察機關進一步落實好“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就提出適用緩刑建議”的檢察政策，積極推動適用非羈押訴訟、相對不起訴、刑事和解等程序，盡量在法治范圍內為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復工復產、渡過難關創造條件。

南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與否由誰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程序選擇權嗎？

苗生明：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申請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是，最終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從寬處罰，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情況依法決定。

總的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一般應當體現規定和政策精神，予以從寬處理。但法律規定的“可以從寬”并非一律從寬，“兩高三部”《指導意見》規定，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以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敏感案件，應當慎重把握從寬，對犯罪性質和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不足以從輕處罰的，依法不予從寬處罰。

與此同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選擇權。無論認罪認罰從寬試點階段，還是現在全面實施階段，均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

南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案件是否還可以上訴？

苗生明：去年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的案件中，被告人上訴率為3.5%，總體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我們認為，應當依法對被告人的上訴權予以保障。只有保有被告人對于認罪認罰反悔上訴的權利，才能使其擁有對審判程序和訴訟結果的自由選擇權，進而對最終的裁判結果不產生抵觸情緒，增強對認罪認罰結果的接受度。

對實踐中被告人，反悔上訴的情況應當區別對待：如果對被告人基于正當理由上訴，比如被告人認罪認罰系出自脅迫，或者判決確實存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形，被告人通過行使上訴權尋求救濟，司法機關應當依法予以保障。

檢察官如何防止被“圍獵”？

“案件主導責任突出需加強制約”

南都：為什么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鋪開后，防止被“圍獵”是對檢察官的考驗？

苗生明：我們看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給辦案檢察官疊加了一層廉政風險。一方面，司法責任制改革突出檢察官主體地位，要求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賦予了檢察官更多的裁量權；另一方面，內設機構改革實行“捕訴合一”的辦案機制后，要求同一個案件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要同一個部門、同一個檢察官承辦，相較于此前捕訴分離而言檢察官的職權設置更集中。

另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背景下，檢察官的主導責任更加突出，檢察官在做認罪認罰工作、程序適用、提出量刑建議等方面都要與被告人、律師、被害人溝通協商，與案件利益攸關人員接觸增多，廉政風險增加，容易被圍獵。

聲音

對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的案件，檢察院應當重點考察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明知、明智狀態下認罪認罰，偵查機關是否履行法定義務，犯罪嫌疑人悔罪態度和表現等。

采寫：南都記者 劉嫚 實習生 王佳欣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