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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過程，是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將良好生態環境蘊含的價值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盡管我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面臨“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等問題，但各地根據自身生態稟賦和發展條件，積極探索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努力破解難題

村民在貴州省龍里縣頤光山林油茶生態園里搬運油茶樹苗。當地逐步建設發展成為以油茶種植為主，綠化苗木、 精品水果、林下養殖等為輔的頤光山林油茶生態園，既解決村民“家門口”就業增收問題，又讓千畝荒山變成了青山 （2025 年 3 月 11 日攝）

近日，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雙江鎮生棋村的林農楊盛謀通過“賣空氣”獲得了4萬多元的收入。這源于2024年5月底，楊盛謀等10名林農獲得了湖南首批林業碳匯權證和林業碳券。楊盛謀的712畝林地首期核發碳減排量達1292噸二氧化碳當量，他與通道一家新能源企業交易了551噸碳減排量，每噸價格為76元。

這一成功案例是懷化市深入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體現。2024年6月5日，懷化市被列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首批國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名單，成為湖南省唯一入選的城市。

生態產品總值（GEP）是衡量生態系統對人類物質和服務貢獻的指標，而特定地域單元的生態產品價值（VEP）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中應用更為廣泛。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科學合理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這一機制旨在通過政府和市場的合理路徑，將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為經濟和社會價值。

目前，全國已有28個省區市出臺了相關實施意見或實施方案。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文明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韓永偉認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過程，是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將良好生態環境蘊含的價值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盡管我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面臨“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等問題，但各地根據自身生態稟賦和發展條件，積極探索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努力破解難題，豐富和拓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

破解四大難題成效顯著

生態產品是指生態系統為經濟活動和其他人類活動提供且被使用的貨物和服務，主要分為物質供給、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三大類。物質供給類生態產品包括糧食、水果、木材等；調節服務類生態產品涵蓋水源涵養、土壤保持、固碳等；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則涉及旅游休閑、康養服務等。

自2010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首次提出“生態產品”概念以來，我國不斷推進調查監測，構建自然資源調查監測體系、完善自然資源確權登記制度體系、完善自然資源分等定級價格評估制度、推動出臺生態產品目錄清單編制工作指南等，摸清生態產品底數。在此基礎上，我國已初步構建起系統有效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包括生態產品的調查評價機制、保護修復機制、生態補償機制、市場化運營機制等多種機制，并取得顯著發展成效。

開展價值評價，破解“度量難”。生態資源具有難以移動、牽扯面廣、協調難度大的特點，價值核算體系復雜、指標多元，相關部門核算業務不熟練使價值核算難以推進。近年來，我國在建立核算體系、制定核算規范、推動核算結果應用等方面加大創新，積極破解“度量難”。

2022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統計局聯合印發《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試行）》，明確指標體系、具體算法、數據來源和統計口徑，推進核算標準化和智能化。在全國層面開展森林、草原、濕地等生態系統價值核算，組織13個省（區、市）開展生態產品總值試算，推動核算結果進考核、進監測、進評估、進規劃、進項目、進決策、進補償、進賠償。在北京市門頭溝區、浙江省湖州市、安徽省黃山市探索開展特定地域單元生態產品價值（VEP）評估，推動評估結果在經營開發、擔保信貸、權益交易等方面開展實際運用。

創新綠色金融，破解“抵押難”。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離不開資金的支持。由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整體的“生命共同體”，具有不可分割的特點和顯著的非標性，因而不能直接作為銀行信貸的抵押品，生態資源的價值化實現和金融部門很難對接，難以通過抵押直接獲得金融支持。

我國探索引導金融機構開展綠色信貸，創新綠色金融，積極破解“抵押難”。2021年7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布《環境權益融資工具》金融行業標準，為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展環境權益融資活動提供指引。截至2023年底，全國綠色貸款余額30.08萬億元，是2020年末的2.5倍，綠色貸款規模連續四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長。推進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EOD）創新，2020年以來共有239個EOD項目進入生態環保金融支持項目儲備庫，截至2023年底，已有83個EOD項目獲得金融機構支持，授信金額2012億元，發放貸款576億元。全國首單水土保持生態產品價值轉化交易在浙江安吉落地，交易資金專項用于水土保持功能鞏固提升和促進村民共富創收。

加強經營開發，破解“交易難”。在生態資源權益交易上，現實中有一些生態資源的所有權邊界模糊造成產權交易主體不明，市場交易難以開展。此外，市場化機制不夠完善也形成了轉化瓶頸。

圍繞推進供需精準對接、拓展價值實現模式、促進價值增值、推動生態資源權益交易等方面加強探索，各地積極破解“交易難”。比如，科學利用森林和林地資源，林下經濟探索形成林下種植、林下養殖、相關產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觀利用4種模式。截至2024年10月，全國林下經濟經營和利用林地面積超過6億畝，年均產值超過1萬億元，3400多萬林農受益；出臺《全國生態旅游發展規劃（2016—2025年）》，打造旅游與康養休閑融合發展的生態旅游開發模式，建設110家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將8155個有重要保護價值的村落納入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名錄；推動全國846個市縣在6174個城市公園實施開放共享。積極培育浙江“麗水山耕”、江西撫州“贛撫農品”等一批特色鮮明的生態產品區域公用品牌，提升生態產品溢價。

深化保護補償，破解“變現難”。生態補償變現難是目前面臨的主要難題。不少省生態補償機制仍以中央對地方或省對市縣的縱向轉移支付為主，財政壓力較大、補償標準較低，而地區之間的橫向生態補償大多處于起步狀態。

對此，我國著力在健全保護補償機制、完善損害賠償制度、建立考核機制等方面深化研究，積極破解“變現難”。比如，不斷完善縱向生態保護補償制度，以生態保護紅線面積等因素為依據，加大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支持力度。2022年、2023年，中央財政分別下達地方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992.04億元、1091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2.5%、10%。同時，健全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出臺支持長江、黃河全流域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等政策文件，明確流域生態補償基準、方式、標準。全國已有21個省份在20個跨省流域建立起機制，流域水環境質量穩中有升，流域協同治理能力明顯提高，綜合效益不斷擴大。

面臨五大挑戰

我國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這一復雜的系統工程仍難一蹴而就。當前，我國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上面臨五大挑戰，貫穿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制度層面。

生態產品生產供給不夠充分。隨著生態環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數中的權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增強，從“盼溫飽”轉向“盼環保”，從“求生存”轉向“求生態”。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實踐中，物質供給類生態產品主要通過原生態、綠色、有機等品牌認證形式提升價值，存在規模小、市場散、品牌亂、競爭力弱等問題，經營開發水平不高。生態產品供給地區大多基礎條件薄弱，生態產業仍集中在初級加工和旅游資源開發等初級階段，基礎設施和配套支撐體系不成熟，價值實現難度較大。

生態環境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冬認為，在自然資源緊張、生態環境形勢嚴峻的背景下，亟需拓展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推動其價值實現。

生態產品收益分配不盡合理。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機制是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應充分尊重產權主體地位，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機制。生態保護地區的原住民因保護生態而喪失部分發展機會，理應在收益分配中得到更多照顧和傾斜，收益也應更多用于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

現實中存在生態環境保護者未獲得合理回報、受益者未支付足夠費用、破壞者未付出相應代價、受害者未獲得應有賠償等情況。生態產品受益主體不明確，產權邊界模糊、所有者缺位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收益分配不均。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規劃協調處處長曹利遠認為，涉及集體資產的收益應用于村莊基礎設施改善和村民創收共富，涉及個人資產的應兌付給個人，確保收益共享，暢通“兩山”轉化路徑。

生態產品交換基礎待進一步完善。生態產品交換的基礎在于商品的價值相等，需構建合理的價值決定機制和定價體系。既要維持生態產品的規模化再生產，也要保障農民的基礎性地位和合法權益。

從全國范圍看，各地區生態產品總值核算結果的可比性和應用性不強，關鍵參數差異大，難以獲得普遍認可。碳排放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等資源環境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面臨困難，各領域試點多為單項推進，難以適應系統高效推進改革的需求。資源環境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

生態產品消費潛力未完全釋放。推動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需要打造消費新場景，培育消費新增長點。實踐中生態產品消費潛力尚未完全釋放，存在以下問題：生態產品交易中心不健全，宣傳推介力度有限；供給方與需求方對接不精準，資源方與投資方合作不暢通；偏遠地區的生態產品受運輸時效和物流成本影響，價值難以實現；綠色金融對生態旅游等產業的支持力度有限，行業規模難以做大，產品服務水平有待提升；生態產品認證體系和質量追溯體系不完善，制約了產品溢價和品牌塑造。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制度體系不健全。2021年《意見》出臺標志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已完成。而分領域細化實施方案仍未完善，尚未形成貫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全過程的政策合力。

此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欠缺，經濟發展與生態產品總值雙評價、雙考核的改革探索在全國層面尚未取得實質性突破。

游客在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花橋鎮花橋村油菜花海中踏青賞花（2025 年 3 月 16 日攝） 新華社發（張國盛 攝）

“打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多種可能

近年來，我國多地積極探索生態產品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多種途徑，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讓“兩山”理念的轉化之路越走越寬。

生態種養提升市場競爭力。部分生態產品因生長環境具有天然性、獨特性甚至稀缺性，存在較大溢價空間。一些地區借助自身獨特的自然條件，采用生態種養模式發展特色產業，以此提升生態產品價值與市場競爭力。

比如貴州赤水，作為金釵石斛的主產區，憑借當地適宜的氣候環境與丹霞地貌，推行人放天養、自繁自養的原生態種養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推動了金釵石斛生態產業的發展，營造出“荒山轉綠地，石上綻紅花”的美景，還形成了防止丹霞石風化、減少水土流失的生態屏障，達成了拓崗增收、推動鄉村振興以及改善自然環境、修復生態的多贏局面。

黑龍江寧安渤海鎮的“石板大米”同樣如此。其生長在火山噴發形成的熔巖臺地，火山灰與腐殖土構成的肥沃土壤富含礦物質和有機質，鏡泊湖的優質水源用于灌溉。當地除堅持綠色種植外，還采用物理方式殺蟲、稻田養鴨除草、追施農家肥，并借助手機客戶端監控系統實現水稻種植到收割的全程可視化監測，確保質量安全可追溯。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生態種養方式與安全追溯模式，提升了農產品的生態、經濟價值以及口碑信譽度，促使農戶持續采用生態種養模式發展綠色農業。

激活傳統深耕生態旅游業。生態旅游作為綠色環保、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業態，是推動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的重要路徑。資源稟賦良好的地區著力打造集旅游、文化、康養、休閑、科教于一體的生態旅游模式。

發展生態旅游，不僅需要良好的自然本底，還需深入挖掘多元生態價值，激活歷史文化傳統，賦予自然景觀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同時，可針對觀光旅游與康養休閑需求，開發相應服務與產品，并通過研學實踐等形式，充分發揮生態文明建設的科教功能。

云南省綠春縣便是典型例子。此地擁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其中哈尼族的多聲部民歌、長街宴、棕扇舞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寶貴的文化資源。近年來，綠春通過舉辦哈尼長街古宴、瑪玉茶開采節等特色活動，讓游客近距離體驗哈尼族的民俗風情，有效帶動了當地餐飲、住宿、旅游等產業的發展。

精深加工拓展產業價值鏈。生態產品的原材料市場價格普遍偏低，群眾單純依靠生產和售賣原材料，經濟收入有限。借助先進技術推動生態產品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全產業鏈方向邁進，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重要途徑。

福建南平素有“中國筍都竹鄉”美譽，當地依托竹資源富集的生態優勢，大力推進筍竹精深加工。產品從原竹銷售和粗加工的竹拉絲、竹條、竹膠合板，拓展到精深加工的竹餐具、竹家具、重組竹板材、竹工藝品等。并且利用竹邊角料生產竹刨花板和活性炭，構建起全竹利用產業鏈。此外，南平把握“以竹代塑”“以竹代木”的發展契機，發揮竹子綠色、低碳、可降解、可再生、生長周期短的特性，積極研發各類竹制品。竹制品加工業的發展，反過來激勵和推動第一產業的提升。做好竹林培育工作，也為第三產業圍繞竹資源、竹產業和竹文化開展生態旅游積累了豐富資源，最終實現三次產業聯動發展。

另辟蹊徑打造新優勢產業。“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除了綠水青山的生態資源，極寒氣候也能成為獨特的自然稟賦與發展資源。

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結合自身區位、資源和氣候優勢，將寒地測試產業作為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的重點方向之一。在2022年至2023年的寒地測試季，多家車企及試驗人員入駐當地，帶動了旅游、住宿和餐飲等服務業的發展。2024年年初，39家車企和500多名技術專家齊聚漠河紅河谷測試基地，對新能源汽車進行極寒性能測試。

培育主體助力高質量發展。一些地區對廢棄礦山、工業遺址、傳統村落等進行生態修復，并與生態產業有機結合，使其成為助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全新業態。

以北京市房山區曹家坊礦區為例，由于歷史上長期開采，這里的自然生態系統曾嚴重退化。近年來，當地科學開展礦區生態修復，并結合修復成果，積極探索生態修復與文旅產業融合的發展模式，推動傳統采礦業向綠色經濟轉型。曾經的廢棄礦山如今搖身一變，成為“綠水青山藍天、京西花上人間”的亮麗景區，形成了“生態 旅游”“生態 文化”等多產業協同發展的新局面。

來源：《瞭望》2025年第12期